澳洲多地机场350名员工将举行24小时罢工
三、技术史视角：铁路条款背后的国家目的 （一）西风之下的铁路大发展 只要把时空限定于19世纪的西方世界，无论涉及哪一方面问题的讨论，工业革命都是一个绝不能被忽视的重要背景。
但‘非正式帝国总是存在的，他们掌控着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只不过并未实施正式占领……‘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帝国主义从未离场。47 如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涉及外交事务的篇幅并不多，且实际上也是内部外交权的权力配置，因而属于内政范畴，一国外交理念和世界秩序的理解，在宪法文本中则并未得到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 1974 年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就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72。5可以说，现行宪法中的这种就外交政策、世界秩序理解做出规定的宪法叙事模式，其渊源只能是人民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政治实践。不管是一个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乃至如何为了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结成命运共同体，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彭真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时即指出：中国共产党去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为宪法修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46如我国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的外交职权的规定。
《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6 页。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17，由此基本奠定了新中国的行政区划宪法体制。修宪权次于制宪权，但应高于释宪权。
那么，宪法解释是否具有具体的拘束力，进一步来说，能否对司法裁判产生拘束力？ （一）宪法解释的司法适用性 在我国宪法秩序中，宪法解释作出后，对于此后的司法裁判行为应当具有拘束力。宪法解释就是常委会针对特定事项的立法。就大会而言，基于大会对常委会所具有的监督职责，大会有权对宪法解释是否合宪、适当进行审查，并可决定撤销。由此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大会既要服从常委会的宪法解释，又可以否决其效力，那么宪法解释的效力就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常委会在宪法解释方面也会成为既受大会监督、又不受大会监督的一种特殊存在。
如果二者产生冲突，优先适用作为特别法的宪法解释。[4]马岭：《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设计》，《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8页。
但如果是大会审查，则可直接作出审查结论。[6] 《宪法》第62条在列举全国人大职权时，将监督宪法的实施置于修改宪法之后单列一项。二是法院在审判中遇到法律适用困境，主动寻求常委会释宪。宪法解释是对宪法内涵的阐释说明，可以成为审查某些法律是否合宪的依据，应当具有更高的安定性，因此在设计对宪法解释的请求审查制度时，需要适当提高启动审查的标准和程序要求，对宪法解释的合宪性判断要更为慎重。
从权力分工的角度来说，立法机关不宜就正在审判中的案件制定法律，以免立法权不当介入审判权。一、宪法解释的效力位阶 （一）宪法解释的效力低于宪法 在一般意义上，适用宪法必然要理解、阐释宪法规范的内涵。[2]这种观点提出了宪法解释对法律体系的控制功能，但对两类法律未作区分。就此，宪法解释既发挥着规范体系统一的功能，也发挥着个案救济的功能。
尽管二者都是常委会行使职权的产物，但宪法解释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形式，它要协助宪法，发挥对法律体系合宪性的控制功能。注释: [1]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21页。
该条明确了立法的有限溯及既往原则。二是其他主体能否对宪法解释提出审查的请求，即形式确定力问题。
三是解释宪法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基于其特殊重要性而单独列出，目的在于加强宪法实施。观点一认为宪法解释的效力高于法律，理由是：如把宪法解释与普通法律效力等同的话，逻辑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处于同一位阶，宪法解释失去对法律规范进行控制的功能，从而会降低法律体系中宪法规范的地位。与之类似，在各类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亦可直接引用宪法解释作为规范依据。[4] 本文认为，就《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配置而言，我国的宪法解释本质上就是特定形式的立法，其效力高于非基本法律，等同于基本法律。宪法解释可视为常委会的一种决定，按照《宪法》第62条第7项，大会有权予以改变或撤销。因此，基于……宪法解释经常性和专业性等特质，全国人大的这种‘解释权在通常情况下应当保持‘谦抑，[8]这种权力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独占。
从制宪权、修宪权、释宪权的关系上看，制宪权无疑位居本原和最高地位。（二）宪法解释的效力等同于基本法律 既然宪法解释不属于宪法的一部分，那么，宪法解释与法律之间是何种位阶关系？《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以制定机关为标准，将法律分成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两类，但未区分二者的位阶关系。
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不通，其特殊性在于，它的作出将成为理解法律内涵的直接依据，也将成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宪法》授予常委会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的权力，实际上就是给予常委会在特定情形下与大会平行的资格，常委会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成为大会的代理人。
一是宪法解释作出时，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但法院未寻求常委会释宪。因此，宪法解释的效力低于宪法，其对宪法内涵的阐释必须在宪法文义的射程之内。
事前审查不存在确定力的问题，事后审查则会使宪法解释的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应当将宪法解释与法律的请求审查制度同步设计。本文立足我国《宪法》的规范框架，讨论其中三个问题。（一）宪法解释的实质确定力 基于宪法解释的法律属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当然可以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宪法解释的确定力 宪法解释经法定程序作出后，可否被变动？如果可以，应当按照怎样的条件和程序予以变动？对此可观察两类主体。其实，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理由也是一种宪法适用的形式。
既然宪法解释只是对宪法内涵的法律化，那么法院完全可以引用宪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当然也可以作为说理的理由。除上述方案外，还有一种处理二者效力位阶的可能：宪法解释与基本法律效力平行，在各自范围内有效，如果冲突，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
这种合宪性审查存在于两个阶段。在事后审查宪法解释时，应当采用相对严格的标准和程序。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宪法解释的效力如同基本法律，但宪法解释毕竟不是法律。修改之后的宪法规范成为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立法法》并未设计针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的外部启动机制，法律的合宪性是在立法过程中预防式实现的。对此，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宪法解释权的主体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是全国人大，前者是常态性的，后者是特殊形态的。
对这一表述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解释宪法与监督宪法实施是平行、并列的。这实际上是试图以宪法解释的溯及力否定裁判的既判力。
[9]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97页。如果大会改变宪法解释，则实质上使自己成为解释机关，这不符合《宪法》将宪法解释权明确授予常委会的职权分工逻辑
因此，宪法解释的效力低于宪法，其对宪法内涵的阐释必须在宪法文义的射程之内。第二种情形下，如果宪法解释不能适用于个案，那么作出解释的意义就打了折扣，会使宪法解释的效力虚置，因而宪法解释应当具有适用性。
